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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蛙》——莫言
莫言，是近日文学论坛中备受关注的一位作家，自2006年《生死疲劳》出版后，他就没再出一部小说，沉寂了近四年的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这部小说被誉为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前四部分为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信，后一部分为一部话剧。作品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
当初，被要求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书名很特别，貌似是描写蛙这一生物的特性，后来看来之后才为之而震撼，为“姑姑”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而感触很深。“蛙”，全文的内容与蛙无关联，已蛙为书名，极有隐喻意味。“蛙”神性生殖意，而且据我所知蛙的繁殖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神之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在《蛙》中，最突出的就是“姑姑”，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只有在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的那一刻时才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后来她也感慨过，从事接生工作时她被人成为“送子娘娘”，蜜蜂蝴蝶到处都围绕着她，自从她从事了计划生育工作后，苍蝇都缠着她飞了。在陈鼻出生的时候，陈额还夸张地说：感谢心姑赐名！可想而知在当时，接生孩子的任务是如此光荣而伟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延续，更是一个母亲最基本想得到的权力。
姑姑是个心高气傲的女性代表，可在阶级面前却会屈服，她愿意跟这王小
倜逃跑，可也愿意嫁给“像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满嘴的大蒜味儿、比姑姑大了二十多岁、下乡坐着草绿色吉普车，身后跟随着秘书、警卫员的大人物”的县委书记。对于姑姑这个人物，其一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哀。1953年开始从事妇产工作，到1997年退休，共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姑姑完成了由接生到计生的角色转换，期间她流产了计划外的两千八百名孩子，为了完成这项残酷的工作，她的内心无时无刻在挣扎中煎熬。身为妇科医生的姑姑曾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后来也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计划生育的战役中。莫言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姑姑偏偏最怕“青蛙”，这当然可以视为姑姑晚年忏悔心理的一个象征，因为自己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2800个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负罪感，故见“蛙”就恐惧。蛙声一片引起了她想到婴儿出生时那一刻的哭叫声，同时也蕴含着婴儿无辜的救喊声。在目睹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等母亲的死之后，姑姑对人的生命已有着深刻的切肤认识。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临死前对姑姑说的话更是心灵上的冲击，是对她人性的一个呼唤。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更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天使般地接生婴儿到魔鬼般地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最后只有深深的懊悔，这些更深刻地勾勒了30多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景象。在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面对一群青蛙的攻击，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当然里面也有作者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商品经济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
《蛙》对于人性中的私欲、名欲有着深刻的剖析。而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了陈耳、陈眉的姐妹之中，陈眉一出生，其母亲王胆就死了，临死前还跟“姑姑”说了句话：“谢谢您救了我的孩子”。陈眉的诞生也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开始和姑姑执行计划生育的落幕。可命运也并没有眷顾她们，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重男轻女更是尤为严重，导致两姐妹几乎被其父亲所抛弃。她们姐妹结伴南下，去外面闯荡，也是为了能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姐妹俩那样的姿色那样的聪明，在那样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如果想赚钱，想享受，其实只要豁出去身体就可以了。但她们在车间里出卖劳动力，忍受着血汗劳动制度，忍受着血腥的剥削，最后，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炭，一个被烧毁面容，妹妹之所以死里逃生是姐姐用身体掩护了她。可痛可悲可怜!这说明她们没有堕落，是两个冰清玉洁的好孩子。陈眉侥幸活着，却又遭遇了最深刻的迫害，无婚无性而被迫受孕，用她全部的心血孕育了一个孩子却没有权利做母亲，并因此被人不断迫害。她们生后在被社会遗弃的角落里。在话剧的第一幕中，陈眉的悲惨命运展现得令人悲凉，所有人都认为她是疯了，其实真正疯的是这个社会。社会的冷漠、人间的恶习在小狮子这个似乎很善良的女人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性的恶不仅表现在恶人身上，也表现在大多数善良人身上。她始终如一地追随者姑姑进行计划生育，可当厄运（不能生孩子）降临到自己的时候，却从执行者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违背者”，违背良心地利用人工受孕，抢走了陈眉的孩子。
《蛙》不只是一部揭露性质的小说，除了表现人性之恶，剖析造成这种恶习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还对人性中那点微弱星光的善进行了呵护。在姑姑退休的那个晚上面对一群青蛙的攻击，这一夜成了姑姑赎罪的开始。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通过
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当然里面也有作者提到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中不乏对政治与人性的反思，商品经济给社会以及人性的冲击。
郝大手、秦河这两个与“姑姑”生命相关的男人都保持了人性中的善，郝大手救了“姑姑”，让她脱离魔幻，也让她描述的娃娃在他的手里复现，从而完成对“姑姑”心灵的救赎。写秦河对爱的执著让人垂泪，让人感叹。他是社会的畸零人，他又是人性善的守护者。莫言通过这两个人物意在言明，保护道德底线的不是满口玉牙的道学家，不是达官贵人，不是大款，而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那些所谓的富人却背地里做了千千万万残害他人的事，而“牛蛙公司”正是这很大的魔爪基地。
《蛙》还给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敲醒中，“我”（蝌蚪）是一位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姑姑疯狂地执行计划生育时残害众多婴儿，内心更是矛盾。“我”不让自己的妻子怀孕，因为这会影响到到在部队里的发展。在面对自己的妻子逃跑的时候，“我”很无奈地对王仁美进行劝说尽快去做人流，最后导致王仁美死亡。本想转业的“我”在父亲的劝阻（可以提前晋职，还被杨主任赏识，而且好不容易地可以攀上关系）下有心动了。在姑姑的牵引下，“我”带着对好朋友王肝的愧疚和“小狮子”结婚。在陈鼻、王肝等众多同学的遭遇相比下，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他们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这社会的畸形演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没有刻意的夸大也没有过多论述，掩卷后发人深省。“姑姑”到底有没有错，是那些愚昧无知，重男轻女的农村人，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
六亲不认的姑姑本身？或是三者皆有之。《蛙》已经跳出了故事本身，是对那历史时段人性的剖析和挖掘。
人只有盖棺才算谢幕，否则谁也不知这人生旅途还会发生什么，得势也好，落魄也罢，也应了古话，三起三落到老。书中很多事没有说透，故意遮掩了想要鞭策的一些东西，这的确是莫言高明之处。计划生育以国情和国家需要来决定人们生孩子，历史将来会有定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就受报应。社会本来如此，或许轮回会找平。
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这段话也许可以认为是姑姑赎罪心理的一种深刻展示，其实不然。姑姑的赎罪心理实际上也充满着伪善或矛盾，缺乏一种真正心灵上的悔罪反省，姑姑的所谓“赎罪”，其实只是一种自我逃避，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欺骗，并没有真正从灵魂和人性上去反思，所以她的“赎罪”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伪善或自我辩解。
自己想知识分子要进步，要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反思和忏悔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每种行为、政策都是个过程，总会有它错的一天，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谁对谁错。但不可否认，在《蛙》中，最突出的是每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没有人能有权利去剥夺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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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小语：莫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他的成名作。本文作者所撰写的透明的红萝卜读后感中标明了作者对莫言这部小说的感想，他认为这部中篇小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解读萝卜是一个富裕诗意的意向。更多关于作家莫言中篇小说的读后感尽在百度攻略。
前不久出版的中国作家第二期上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叫做透明的红萝卜。
萝卜能够透明，还是红色的。这已经是个意象，一个富于诗意的意象。它使人想起童话。然而，按照通常的说法这应该算是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所谓农村题材小说。但凡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恐怕都要犹疑，它究竟能不能算是反映现实农村生活的农村题材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这孩子刚出现的时候普普通通，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裤子，细长的脖子支撑着大脑袋。但是越到后来，这孩子越象个小精灵，还透着几分神秘。他从来不说话。他从不怕冷，当十分强壮的老铁匠都穿上棉袄时，他仍然光背赤足，且没有半点瑟缩。他用手去抓热铁，让热铁象知了一样在手里滋啦滋啦地响，把手烫得冒出黄烟，可他还不慌不忙，仿佛那皮肉的的痛中有一种快感。他在一个夜晚看见了透明的红萝卜，那萝卜晶莹透明，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萝卜里还流动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于是孩子便着迷地去寻求它，以至于到萝卜地去，把每一个萝卜都拔下来举到阳光下端详，最后把一片地萝卜全部拔光……。这的确很象童话。然而，这些非现实的童话因素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只是其艺术形象构成的一种成分。与这种童话式的非现实因素相交织，小说中又有很多十分现实的农村生活描写。凡是对我国农村生活，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生活比较熟悉的人，都会承认这些描写既丰富多彩，又生动准确。例如小说作者对公社副主任刘太阳的刻画，用墨并不多，只寥寥几笔，然而活龙活现，一个本质还不算太劣，却已经习惯于欺凌百姓的小官僚跃然纸上。小说中的其他几个人物，还有小说所展现的一幅幅农村生活图景，也都写得十分生气，发散着一股温馨的泥土气息。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几乎会忘记小说中的那些童话式的非现实的因素，以为自己在品味一篇风格上非常“写实”的小说。如此，透明的红萝卜多少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之感。它所描写的一切，似乎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是经验的，又是非经验的，是透明的，又是不透明的。小说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效果，使我们获得一种新鲜的、陌生的审美经验。它使我们有些困惑，但也使我们享受到一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愉悦。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写小说？是否有些故弄玄虚？我以为读者发此疑问是合情合理的。但要回答这问题却比较困难，因为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清。首先，这篇小说所蕴藏的涵义似乎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农村题材小说有很大不同。虽然它也写了贫穷落后的农村状况，也写了农村生活的“阴暗面”，还有农民做为小生产者的种种心理，他们的狭隘、愚昧、纯朴、善良等等。但是，我们越仔细解读小说，就越相信这些都不是作品的主旨；作者无意于使自己作品的主题拘束于社会学范围之内，这大概正是使许多读者困惑的原因所在。许多年来，不仅文艺作品对生活的表现形成一定的模式，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心理似乎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其实，倘若我们有意不象通常那样到透明的红萝卜中寻找我们所习惯的主题，这篇作品的解读相反会比较容易。关键是对小说主人公——黑孩的理解。从表面的层次上说，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一个倔犟顽强、饱受困苦的农村孩子，他的性格和命运中都有一种悲剧色彩，令人同情，读者也许会通过他思索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仅仅如此，那这思索就会与类似小说中类似这样的形象所引起的思索大同小异。然而，正是渗透于这个形象的那些童话式的非现实因素，使我们对黑孩的理解有可能进入到更深的层次。黑孩形象中的非现实色彩，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抽象和象征。这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一种抽象和象征有些类似。只不过孙悟空是人们在专制压迫和长期压抑下所形成的那种造反情绪和愿望的抽象、象征。而黑孩却是中国农民那种能够在任何严酷的条件下都能生存发展的无限的生命力的抽象和象征。无论黑孩那种超自然的、神秘的承受苦难和忍耐痛苦的能力，无论黑孩那在刚刚能活下去的恶劣条件下仍能保持那么多幻想，仍能顽强地去追求的炽烈感情，我们都不能把它们只看做是人物性格，而是应当做作者对中国农民的反思。其中有他的热爱、理解和信任，也有忧虑、怀疑和批评。
因此，透明的红萝卜并不玄虚。作者想表现他对生活的一定感情和态度，但是他没有采用人们都十分熟悉的写实方法，而是藉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将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溶成一体，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小说艺术形象。这种小说写法自然与追求“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方法，有明显的不同。不过，如此处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我国伟大画家齐白石曾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叫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或许有人认为这原则只适合于中国画的画理，用之文学则不然。这看法恐怕可以商榷。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皇皇巨作红楼梦，从大的情节构架至小的生活细节，都有现实因素和非现实因素的交织，其遵循的原则恐怕也正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倘再研究其他小说，如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乃至“三言”、“二拍”等等，就更可看出这是我国小说艺术的独有传统。说起来，透明的红萝卜还应算做是恢复这个传统的一个很有成效的努力呢。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1985年在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多少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之感。它所描写的一切，似乎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是经验的，又是非经验的，是透明的，又是不透明的。小说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效果，使人们获得一种新鲜的、陌生的审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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