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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十一岁时被俘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和科泽科德）病逝。郑和死于下西洋途中，但郑和究竟埋在了哪里，千百年来，没有一个史学家给出一个能说服人的答案。
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享年六十二岁。其衣冠冢筑于南京牛首山南麓。
郑和——人类航海史上的传奇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世界文明交流的先行者。在１４０５——１４３３年的２８年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打通并拓展了中国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各国人民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郑和七下西洋，最多时率船２００多只，人员达两万七千多人，主要航线多达４０多条，总计航程１６万海里，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人数最多、行动范围最广的远洋航行活动。郑和１４０５年首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８７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早９２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１１４年，他无疑在人类文明史及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郑和出生在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里。其六世祖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是元初杰出的政治家，死后被封为“咸阳王”。其子孙因长期与汉族共处，改从汉俗，定为马姓，郑和本姓马，就来源于此。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的战争，郑和的父亲在战乱中死去，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获，遭到阉割，随后被送到当时的北平燕王朱棣府上做了宦官，并深受器重。
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病死，其长孙朱允炆即位，称建文帝。登位后，建文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削藩。朱棣不甘，于是先发制人，起兵发难并夺得帝位。郑和在这场史称“靖难之役”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被明成祖朱棣御笔赐姓“郑”，从此马和改名为郑和。明宣德六年（１４３１年），明宣宗因郑和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忠心辅佐三帝，敕封郑和为三保太监，此后三保太监成为郑和专有的代名词。明永乐年间，经济繁荣富庶，在对外关系上，明成祖朱棣锐意进取，重点实行开放政策，自登基后第三个月起，就派遣使者四处活动。郑和从永乐元年起，就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航海活动，访问暹罗、日本等比较近的国家，因此掌握了一定的航海与造船知识。在出访日本过程中，郑和还促成明朝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敦促日本肃剿中国沿海倭寇，显示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
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明成祖决定派遣大船队下西洋，郑和作为朱棣的心腹，学识渊博，熟知兵法，通晓阿拉伯语言文字，熟悉西洋各国各地区的情况，并了解航海，具有外交才能，因此成为下西洋统帅的不二人选。明宣德六年（１４３１年），已是花甲之年的郑和奉命第七次下西洋，此次船队所到地方最多，范围最广，几乎走遍了南海、北印度洋沿岸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诸国。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当船队航行到古里附近时，郑和因操劳过度病逝。郑和这位海之骄子，奋斗在海上，成功在海上，最终也殉职于海上。
郑和七下西洋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使明朝与海外各国广泛建交，发展了多种形式的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是中国外交史上历史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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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在云南省昆阳州人(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郑和的父亲和他的爷爷曾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觐。郑和母亲姓温,非常贤良。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郑家在当地很受人们的尊敬。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手下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进军云南。在战乱中, 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1385年,又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沙漠和辽东等地。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朱棣为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功劳,帮助朱棣登上皇位。郑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1404年,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
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他做官后,从他哥哥过继一个儿子,他儿子结婚繁衍后代,主要有两支：一支在南京,有几百人,苏州有个分支;一支在云南,主要在玉溪,并有一分支到泰国清迈市。
28年昼夜星驰的行程，30多个陌生国度的停泊，9万里波澜壮阔的远航，七下西洋的郑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600年斗转星移，许多细节都已隐没在历史之中，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异国他乡，仍然能找到当年长驶远驾的郑三保的身影。如今，关于郑和的研究和纪念在世界掀起了波澜。
说到郑和的文化贡献，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支船队沿途撒下的文化种子，也会满怀敬意地说到，600年前的浩荡征帆是如何定格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丰碑的。然而，在郑和云帆高张的航行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竭力张扬的中华民族关于文明交流和国际关系的独特判断，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精髓和“礼”的精神境界。
因此，人们回望600年前的那次伟大远航，并非为了追念一个人的壮举和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怀想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历史传统，追忆在这个伟大的远航中不同文化相互走近的可贵姿态。
在郑和随带的永乐帝国书中，明确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面对周边国家的冲突动荡，强大的大明王朝想到的是“和平使者”，而不是武力霸权。之所以派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郑和率万人舟师，七下西洋，不仅是“示中国富强”，更是要传播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文化理想，展示止戈为武的和平发展思路，宣讲“共享太平之福”的天朝理念。正是因为将远征的目的定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才能在“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理念下，创造出一种“中外通和，万国来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崭新外交局面。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和文化交融模式。对于一个强盛之国和强势文化而言，这样的姿态和作为，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但穿越历史云烟，面对当今现实，却更令人觉得珍贵。
今天，当人们一次次为当年那次远航给沿途带去的和平与文明所震撼时，这些文明与友谊的种子，依然生生不息。郑和所到的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在深情地纪念着郑和，中国文化的点滴遗存在经历六个甲子之后依然绽放着美丽。这一切，让“郑和下西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它所体现的中国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相吻合，正是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寄托着中国人的回忆与荣光，也寄托着人们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想象与期望。不同国家之间呼唤沟通合作，不同文明之间需要尊重和对话，在世界多极化、国家冲突民族争端连续不断之时，在国际关系日益跌宕的新格局中，纪念郑和七下西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走向。它告诉我们，只要调整一下姿态，人类可以书写另一种世界史。
